江南木工刨与苏作家具发展的共生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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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旨在探讨江南木工刨与苏作家具在历史发展中彼此影响、相互促进、共生发展的规律及其演变特征。通过文献调查、案例分析、田野调查等方法，以时间脉络梳理了江南木工刨的发展历程与类别特征，探讨了其在苏作家具发展中的关键角色及其在应对家具设计需求变化中的自我演变。研究表明，江南木工刨与苏作家具在社会、经济、审美等多因素影响下，共同形成了“需求——工具——家具”的共生演变模式，造就了苏作家具典型的造型、装饰以及结构特征，也推动了江南刨类工具的不断完善与精细化，二者相互成就、相互依赖，共同演绎了“技”与“器”共生统一。

关键词：苏作家具；木工刨；共生关系；设计智慧；演变特征

[size=1em]苏作家具作为中国古代家具四大流派之一，以其材美、工巧、器韵、境雅的特征，成为传统家具典型的重要代表。良工必有不俗之器，精工细作的苏作家具离不开成熟完善的木作工具。刨是我国传统细加工平木工具，主要用于刨直、削薄、出光、作平物面，在木作活动中必不可少。王世襄先生认为苏作家具的简练依赖于刨的极精。范金民指出，明清时期苏州木工街与冶坊巷相邻，形成“家具匠提需求—铁匠打刨具—木匠验工具”的协作链条。可见，刨成就了苏作家具的细腻和典雅，同时苏作家具也不断推动着刨类工具的演化，二者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成就的共生关系，成为手工艺史上“技”与“器”协同演进的典范。

[size=1em]从现有文献来看，有关苏作家具的研究较多，但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学者们大多集中在对家具艺术特征、工艺结构等研究，而忽略了对其背后工具的探讨，从而难以更深入地展现匠人的造物智慧；二是家具与工具在发展中相互成就，而现有文献鲜有对“技”与“器”协同发展关系的分析，导致苏作家具的研究仍不够体系化；三是已有研究多从使用者视角展开，而少有从匠人的角度对苏作家具艺术特色的形成进行探讨。基于此，本文以木工刨切入，试图从工具角度分析苏作家具艺术特征演变的规律，揭示其背后的匠人因素，从而进一步呈现古代造物中工具与器物的关系，发掘其造物思想与智慧。

1 江南地区木工刨调研1.1 江南地区木工刨的发展演变

[size=1em]刨的出现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如今的“刨”字是古代“鉋”与“刨”的共同简体[1]。从起源来看，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此时也是苏州建城初期。春秋时期吴越地区冶铁技术发达，出现了干将、莫邪等一批冶铁名家，先进的冶炼工艺为刨的萌生创造了条件。顾野王所撰《玉篇》中最早出现了对“刨”和“鉋”的形容：“刨，薄茅切，削也。[2]”、“鉋，蒲矛切，平木器。[2]”，说明了刨的基本功能。隋开皇年间，“鉋”字在《切韵》中被称为“鉋刷[3]”。唐中期，元稹《元氏长庆集》中亦注有“鉋”字：“方础荆山采，修掾郢匠鉋。[4]”，说明此时鉋为建筑加工所用。此外，扬州曹庄隋唐墓出土了包含疑似刨刀的成套铁制工具，反映了隋唐时期江南木工技术体系的成熟，再结合当时扬州为国际贸易港口的史实，推测此类工具可能用于船舶维修或家具制作。北宋真宗元年，《广韵》中提到“鉋”字：“鉋刀，治木器也。[5]”，由此出现了专门针对鉋刀的记载，并在吴中匠坊建筑营造、木雕等领域使用，造就了建筑与木雕精湛的艺术风格。苏汉臣所作绢本设色画《货郎图》中清晰描绘了刨的形象（见图1），其刨身修长且前端略微削扁，刨柄为固定式且弯曲如两翅，在结构、形态上已于现代木工刨无异。昆山画家朱玉的《太平风会图》中也出现了平推刨的使用场景（见图2），可见宋元时期的刨已在民间普及。

[size=0.8em]图1 宋·苏汉臣《货郎图》（部分）

[size=0.8em]图2 元·朱玉《太平风会图》（部分）

[size=1em]明中叶，《天工开物》对于“刨”的制作、使用、类别等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解释：“凡刨磨砺嵌钢寸铁，露刃秒忽，斜出木口之面，所以平木，古名曰准。巨者卧准露刃，持木抽削，名曰推刨，圆桶家使之。寻常用者横木为两翅，手执前推。梓人为细功者，有起线刨，刃阔二分许。又刮木使极光者名蜈蚣刨，一木之上，衔十余小刀，如蜈蚣之足[6]”。此外，《鲁班经》中也频频出现了刨的身影（见图3）[7]，此时刨具备便携的穿插式刨柄，刨身前端的弧度流畅，可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已经成为了小木作活动的重要工具。

[size=0.8em]图3《鲁班经》插图中刨的使用

[size=1em]基于上述文献，本文对江南地区刨的发展做如下推断：“刨”起源于春秋，江南地区先进的冶铁工艺为其提供了精良切削材料，但当时仅作为削木工具流传于少数工匠之中；隋唐时，刨被广泛用于建筑工程等领域；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刨进一步发展并与现代刨较为相似，使用人群更为普及；明清时期，随着建筑业与家具业的迅猛发展，刨类工具逐渐成熟，成为小木作活动中的主要平木工具，并细分出不同类型以适应不同加工需求。可见，刨类工具与传统家具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同频特征，二者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共生发展关系。

1.2 江南木工刨的基本类型及特征

[size=1em]本文对江南地区木工刨展开了田野调查，调研地集中在苏州、无锡、南通、杭州、南京等长江下游一带。课题组共走访上海博物馆中国明清家具馆、南通通作家具博物馆、中国苏作家具博物馆等12家展馆以及8家私人木作博物馆，同时还深入诸暨市璜山镇化泉村、黄畈阳村等6个村落。

[size=1em]调研发现，江南木工刨种类丰富。在结构上，刨主要由刨身、刨刀、刨柄、盖铁、木楔五个部件构成（见图4）。在造型上，刨的私人性较强，工匠一般会亲自制作，并根据不同需求对刨进行创新，几乎每位木匠都有自己最偏爱、最顺手的刨，因此刨的具体造型及其使用方法也稍有差异。但整体来讲，常见刨通常为长条形结构，带有倾斜的刨刀安装口和垂直于刨身的推把，且整体长度根据用途不同而差异显著，呈现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在材料上，由于古代木匠身份不高，缺乏名贵材料，刨身大多从日常所见木材中挑选质地坚硬、不易变形的木材，如柞木、槐木、枣木等。

[size=0.8em]图4 刨的基本结构（笔者自绘）

[size=1em]从类型上江南木工刨可以大致分两大类：平推刨和异形刨。本文依据功能特征，将搜集的江南木工刨进一步细分（见表1）。

[size=0.8em]表1 江南木工刨的基本类型与特征

2 设计学视角下江南木工刨与苏作家具的共生关系2.1 共生关系概念

[size=1em]所谓共生关系，最早源于生物学概念，指多个生物体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相互依存、协同进化的生存模式，具有互惠性、依存度和协同进化三个特征。

[size=1em]当前，共生理论已突破生物学边界而延伸到多个学科领域，成为解析复杂系统关系的研究工具，如经济学中的产业共生[8]、技术哲学中的人机共生等。在设计学领域，共生关系深刻反映了设计活动中的系统思维与跨要素协同的设计理念，不仅塑造了设计方法论，更重构了人、物、环境之间的互动逻辑。

2.2 江南木工刨与苏作家具共生关系的生成逻辑

[size=1em]作为家具制作中的关键工具，刨不仅影响了家具的表面质感、装饰细节和内部结构，还直接推动了设计风格的演变。反过来，苏作家具对高品质、精细工艺的追求，也促进了木工刨的技术革新，使得刨在精度、耐用性和功能多样性上不断提升。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呈现出典型的共生发展特征（见图5）。

[size=0.8em]图5 共生关系图（笔者自绘）

[size=1em]（1）外部环境

[size=1em]物质经济的繁荣与浓郁的文化氛围，为江南木作技艺、木作工具与苏作家具的创新发展及共生演化提供了土壤。首先，江南地区作为古代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其发达的经济体系为手工艺行业提供了活跃的市场环境，商贸繁荣促进了原材料流通，也刺激了富裕阶层对高品质家具的旺盛需求，促进了苏作家具的精细化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木作技艺与工具的不断完善。其次，江南地区文人雅士辈出，且很多文人参与家具设计，加之园林建筑的兴盛催生了定制化家具需求，家具的特色化发展带动了木作工艺与工具的不断优化[9]。再次，江南地区木工技艺世代传承，工匠群体专业化程度较高，推动了木作工具的进步，也成就了苏作家具的独特品质。最后，冶铁技术的发达为优良的刨类刀具性能提供了条件，满足了人们对家具制作效果的需求。

[size=1em]（2）共生模式

[size=1em]共生模式是共生群体从一种平衡关系向另一种平衡关系不断发展、螺旋上升的动态形式。在刨与家具的发展中，用户需求是其共生关系演进的动因。温婉的江南人文氛围使得人们更注重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各类艺术形式丰富，使得人们对生活器物也更为挑剔。家具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人们对家具的挑剔，造就了技艺精湛的木工匠人，也催生出了更多功能、更加精细的木作工具，推动了刨的发展。在新匠人、新工具的辅助下，家具呈现出新的风貌，新的家具结构、造型风格、表面特征不断涌现[10]，新的共生平衡关系得以形成。在经过一段相对平衡的稳定期之后，当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出现新变化时，新的需求又被激发出来，新一轮的共生演进又开始出现。总体来讲，经济与文化等发展催生出家具设计的新需求，新需求又倒逼工具创新，新工具则满足了新需求的实现，从而形成了“需求——工具——家具”的循环共生模式。

[size=1em]（3）共生效应

[size=1em]共生效应是共生关系的外化表现，具体表现为刨与苏作家具相互成就的设计特征，以及二者共同推动了江南地区独有的工艺、文化、经济乃至生活格调的形成。

[size=1em]在苏作家具层面，家具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展，且有了更为精细的分类，实现了从床榻类、柜类等家具向着园林家具、文房家具的拓展，并且家具的表面平整度、装饰的精细度、结构的稳定性等不断提升。如“一木连作”“攒边装板”等工艺的问世，家具表面的“镜面”视觉效果，“海棠线”“鲫鱼背”“冰盘沿”等各类家具线型的创新，以及“一木对开”“虎皮纹”等装饰纹理的出现等。另外，平刨还实现了家具案面拼缝、暗榫密合等更精细结构需求。这些都与刨类工具的不断丰富和细化、精度的不断提升密切相关。

[size=1em]在木工刨层面，首先出现了更具创新性的专用刨类型。如除了“一匠五刨”的常见种类外，还有碗口刨、蜈蚣刨等新型刨涌现。其次，刨的精度更高，逐步实现了小于0.3毫米的加工效果。再次，苏作刨自身的形态不断呈现多样化，如鹤颈式刨柄更易于操作，减少了腰椎疲劳负荷。最后，硬木家具材料也倒逼了刨刀材料升级，含碳量不断提升。

2.3 共生关系的演进

[size=1em]为进一步揭示木工刨与苏作家具共生演进的关系特征，本文以时间线对二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对比。

[size=1em]（1）苏作家具的美学装饰体系与木工刨的类别体系

[size=1em]苏作家具的美学装饰主要体现在其整体造型以及装饰构件上，而这些特征的出现在时间上与江南地区木工刨类别的不断丰富形成了对应关系（见图6）。

[size=0.8em]图6 家具装饰变化与木工刨类型发展时间线（笔者自绘）

[size=1em]春秋时期，江南地区己经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吴越地区墓群中出土的铁制“刨”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刨身”，而可能是由类似“刮子”的工具演化而来[11]。其功能单一，主要用于去除树皮等粗加工，因此也对应着该时期的家具用材硬度低、表面粗糙，此初始阶段的刨奠定了传统家具规整的基本形态。隋唐时期，刨、锛并用，但“刨”仍未成为小木作活动的主流工具，虽平推刨发展较快，但精细的木作工具缺乏[12]。此时受佛教等外来文化影响，家具体量增大，造型浑圆厚重、形态对称均衡，虽在平整度上有所提升，但细节处理较少，因此漆绘仍为主要装饰手法。宋元时期，平刨普及性提升，同时出现了线刨、槽刨等用于加工简单的线条，并且根据宋《梦溪笔谈》中的“曲刃斫木”可推测圆底刨也已出现。与此同时，硬木开始引入江南地区并在家具中广泛使用，质地坚硬的木料使得较为纤细的结构也能承载更多的重量。因此，这时的家具更为精细，呈现出精简雅致的造型趋势[13]。如江阴孙四娘墓出土的北宋木椅，搭脑断面直径较小且呈曲线造型，边棱也较为光滑。明清时期，刨类别的丰富化与家具的精细化同步推进。线脚刨、边刨、圆刨等专门用于刻画家具细节的新型刨类开始出现，使得苏作家具也更讲究线脚韵律的表达，冰盘沿、灯草线、文武线等一系列具有典型苏式审美特征的线脚纹样涌现，特种刨与精细的家具装饰形成了显著呼应关系。

[size=1em]需要注意的是，线刨类型的分化对苏作家具装饰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苏作家具经典线脚的弧度、深浅、转折特征直接由线刨刃口的造型决定，工匠们会根据线脚要求提前制作各类线刨，因此相继涌现出数十种专用线刨，形成了“一器一用”的造物逻辑。苏作线刨普遍采用“短刨身+小曲率”的设计，使家具线脚装饰更加内敛含蓄，符合江南文人“藏巧于拙”的审美取向，成为江南文人气韵的物化符号，也蕴含了传统工艺中“以器塑形，以形载道”的造物哲学。本文将二者关系进行整理（见表2）。

[size=0.8em]表2 苏作家具基本装饰线型

[size=1em]（2）家具表面质感的优化与刨刀材质的改良

[size=1em]精良的刨刀能够加工质地更为坚硬的木材，因此刨刀材质与家具表面效果也形成了共生特征（见图7）。据前文所述，宋之前尚未出现成熟的刨子，木材平整主要依赖斧劈和刮刀，表面处理粗糙。随着冶炼技术进步，宋代刨刀质量提升，为加工高硬度木材提供了可能，苏作家具同时引入了硬木材料。宋代平刨的刀刃角度优化为约45°，为匠人高效地平整优化家具表面效果提供了方便，奠定了高型家具规整框架的基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高型家具全面取代矮型家具的关键时期[14]。明清时期，嵌钢工艺的普及使刨刀的锋利度和耐用性得到提升，苏作家具的表面平整度也得到质的飞跃。相较于明中后期家具以硬木为主，明初的苏作家具展现出漆木、杂木和硬木三类材质并存的格局，这与明初冶铁技术尚未成熟、木工具加工精度有限有直接关系。至明代中后期，双联炒钢法、苏钢法和铸铁脱碳等冶铁技术成熟，并且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及固体渗碳工艺出现，使高纯度熟铁的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因此极大提升了刨刀硬度和精度，优化了苏作家具表面处理工艺，也将明清苏作家具推向顶峰。

[size=0.8em]图7 家具表面质感与刨刀材质改良时间线（笔者自绘）

[size=1em]（3）刨作业精度的提升与家具结构的丰富

[size=1em]刨的精度影响着家具结构的多样化，二者呈现“工具赋形，结构催技”的共生关系（见表3）。宋元以前，平木工具仅能粗平木材表面，家具以低矮的案、榻、箱体为主，结构粗犷；宋元时期，平刨普及与冶炼技术的突破，使得刨类工具可以加工硬木，催生“攒边装板”“侧脚收分”等精细结构，家具从“实用器”转向“文人器”。明代，各类异形刨精度可达毫米级，榫卯严丝合缝，圈椅“C形曲线”、玫瑰椅攒接棂格得以实现，线脚韵律更为丰富，“以器载道”的文人理想通过工具精度物化为“简奢合一”的明式经典[15]。清代，各种可调节式槽刨、线刨等创新型私人刨将家具推向“装饰即结构”的巅峰——透雕背板的博古纹、三弯腿的“S形”曲率、百宝嵌的微米级嵌槽，皆依赖刨刀对木材的“驯化”能力[16]。

[size=0.8em]表3 历代家具结构与刨作业精度

[size=1em]以明末清初的苏作家具为例，其部件装配可谓“严丝合缝”，既呈现出完美的视觉效果，又结实耐用。体现在如下方面：

[size=1em]①明结构上，刨作为“平面与线条的塑造者”，在家具整体框架的平整度、比例协调性及外显线条的流畅性中发挥关键作用。如在作平家具表面时，以长刨对板材粗平，再用细刨精修，达到“镜面效应”；在制作弧面时，则需先用圆刨粗刨出弧度，再用蜈蚣刨精细修整，消除刀痕。

[size=1em]②暗结构上，刨虽不直接参与暗榫咬合面的切割，但在基材预处理、榫卯配合面修整中不可或缺[17]。如凿刻榫头前，需以平刨将木材四面刨至方正，确保后续定位精准，榫头插入端需用小净刨削出微小斜面，减少插入卯眼时的阻力。

[size=1em]③微结构上，苏作家具的仿生曲线与细节雕琢高度依赖刨的精度。如蜻蜓腿的腿足需先用平刨将原料刨成方材，再以圆底刨刨出腿足上部圆柱形，过渡至底端的扁方外撇造型；壸门券口的内外边缘线脚需用线刨一次性贯通，确保全器线条曲率一致，无接刀痕迹[18]。

[size=1em]纵观千年，每一次刨的精度跃升，既解锁了新结构，又重塑了美学范式，而家具结构的复杂化亦倒逼工具从“通用”走向“专精”。从明结构的“大巧若拙”到微结构的“以线传神”，刨既是“表面功夫”的实践者，更是“视觉秩序”的守护者。这种工具与结构的共生，深刻诠释了古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造物思想。

3 结语

[size=1em]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江南木工刨与苏作家具的协同演化历程，揭示了二者在技术、艺术与文化层面的共生关系。江南地区独特的人文、经济因素是共生关系产生的外因，用户需求是共生关系的动因，“需求——工具——家具”是二者共生的主要模式，而共生效应则体现于刨刀材料与家具工艺、刨的类型与家具视觉审美、刨的精度与家具结构等各层面的创新发展。工具迭代为家具艺术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支撑，而家具的创新又倒逼工具的优化，二者在历史长河中共同成就了苏作家具“技近乎道”的工匠精神。这种“技”与“器”的深度融合，推动了中国传统木作工艺不断发展，体现了传统“器以载道”的造物智慧。在传统工艺的现代传承设计中，工具与产品的协同创新仍具有深远意义，唯有深入挖掘“技”与“器”的互动逻辑，方能实现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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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8em]A Study on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ngnan Woodworking Planes and Su-style Furniture

[size=1em]LI Ruohui,LIU Xuan
(College of Furnishings and Industrial Desig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 Jiangsu, 210037, China)

[size=1em]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laws and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mutual influence, promotion and symbiotic development between Jiangnan woodworking planes and Su-style furniture. Through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it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nan woodworking panes along a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and analyzes their crucial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Su-style furniture and their self transformation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demands in furniture desig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society, economy, and aesthetics, the Jiangnan woodworking plane and Su-style furniture have jointly formed a symbiotic evolution model of "demand - tool - furniture", creating the typical shape, decoration, and structural features of Su-style furniture, and also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Jiangnan plane tools. The two develop in mutual dependence and reinforcement, jointly demonstrating the symbiotic unity of "technique" and "tool".

[size=1em]Key words: Su-style furniture; Woodworking plan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Design wisdom;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size=1em]DOI: 10.16771/j.cn43-1247/ts.2026.02.015

[size=1em]中图分类号：TS664.1

[size=1em]文献标识码：A

[size=1em]文章编号: 1006-8260(2026)02-0086-06

[size=1em]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用户需求视角下工业设计驱动企业数据价值化的实现研究”(24GLB005)

[size=1em]作者简介: 李若辉(1984-),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产品设计,E-mail:dongdzhouz@sina.com

[size=1em]引文格式: 李若辉,刘璇.江南木工刨与苏作家具发展的共生关系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6,33(02):86-91.

[size=1em]LI Ruohui,LIU Xuan.A Study on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ngnan Woodworking Planes and Su-style Furniture[J].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 2026,33(02):86-91.

江南木工刨与苏作家具发展的共生关系研究
李若辉， 刘璇

【作者机构】        南京林业大学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
【来    源】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6年第2期 pp.86-91